甲午战后，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，包括“清政府腐败不能说”、“李鸿章避战求和”、“战略战术落后”、“日本间谍猖獗”等。其中，北洋海军腐朽、军纪败坏、训练放松、脆弱是甲午海战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。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？它符合历史的现实吗？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甲午海战失败的根本原因，恢复历史真相。
“腐朽说”的三个基础
后人立论北洋海军纪败主要有三大史料依据：
一是姚锡光于1897年编写的《东方兵事纪略》。他的“海军篇”说：“丁汝昌本陆将，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，便为闽党所制，威令不行。琅威理去，练习放松。自左右翼总兵以下，军士们去船上嬉戏。每一次北洋封冻，海军岁例巡南洋，率淫赌在香港上海。这被认为是北洋海军腐朽的“铁证”。由于《东方兵事纪略》被时人推崇为描述甲午战争的权威作品，姚氏的观点不胫而走，多次被后人引用。
1901年，清官刘锦藻编写了《清续文献通考》，沿用了《东方军事纪略》，总结了“海军长期放松”的观点，进一步加强了“北洋海军腐朽理论”。
民国初年，赵尔迅的《清史稿》在描述丁汝昌时也直接引用了《东方军事纪略》的原文。1945年，范文兰在延安出版了《中国近代史》。这本书描述了中日战争的基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范先生在中国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，《中国近代史》成为中国人学习中国历史的经典教材。
第二，“来远”副张哲荣甲午战后的反思呈文。他说:“前琅威理日夜在军中练习，士率很难离船。是琅之精神所能及的，人不敢犯错。自琅去之后，渐渐放松，士兵们纷纷移眷，晚上住岸的人，一船有一半，日间虽然按照章程操作不一定认真，到有事之秋，安耐劳苦。1980年，陈旭麓先生等人编辑盛宣怀档案资料时，将其选录在盛宣怀档案资料编辑中〈甲午中日战争〉》此后被其他论点反复引用，成为北洋海军腐败的有力证据。
第三，“主炮晾衣说”。这句话最典型的描述是唐德刚的《晚清七十年》:“1891年(光绪十七年)7月9日，在日本政府的邀请下，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‘定远’、“镇远”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申请就业。。。东乡原本是刘步蟾的留学生，但当东乡与中国旗舰“定远”号预约参观时，他觉得虽然中国舰队军容丰富，但不堪一击——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个主炮炮管上晾衣服。主舰上的主炮是多么庄严神圣的武器，而中国水兵却在炮上晒裤子，他们鄙视武装；东乡归语同事说中国海军终于脆弱了。主舰上的主炮是多么庄严神圣的武器，而中国水兵却在炮上晒裤子，他们鄙视武装；东乡归语同事说中国海军不堪一击。”
海军史专家陈悦证实，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日本人编造的谣言。他在《谎言如何成真:北洋海军主炮晾衣其实是谣言》等文章中指出，这一谣言是日本小笠原编的，由田汉传入中国，再由罗尔纲、唐德刚等人“三传”，在中国广泛传播。陈先生对涉及的军舰名称、东乡平八郎身份等细节进行了详细调查，并逐一驳斥了“主炮晾衣说”。他指出，故事的主角“定远”在小笠原的《东乡圣将全传》中是“平远”，但在田汉版中却变成了“济远”。但无论是“平远”还是“济远”，当时都留在国内，根本没有去日本。罗尔纲在《晚清兵志海军志》中使用了田汉的说法，而唐德刚在《晚清七十年》中将“济远”改为北洋海军铁甲舰“定远”。事实上，“定远”的干舷很低。四门主炮没有直接安装在主甲板上，而是安装在主甲板上方的甲板房顶部。因此，主炮离主甲板近3米，主炮管暴露在炮罩外的长度通常不到2米。所以爬到离地3米，长度不到2米，直径接近0.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有多难，甚至有点粗心就有可能从高处掉下来。而且“定远”栏杆、天花板支柱都可以晾晒衣服，即使北洋舰队官兵的军纪真的松懈，也不必为晒几件衣服而冒险。
甲午战争结束后，对丁汝昌的个人能力和腐败提出了许多批评。
“腐朽说”的依据被怀疑被夸大
除了北洋海军的“主炮干衣”被相关专家否认外，另外两个论点是真的吗？我们认为，这两个论点可能部分反映了历史事实，但它们被夸大了，无法证明北洋海军的腐朽。这是因为：
首先，从其他史料来看，这两个论点并没有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相。英国远东海军司令弗里曼特尔精通海战，长期居住在中国与北洋海军的交往中，从而洞察了北洋海军的虚实。他不相信北洋海军放松的谣言，但他目睹了北洋海军训练有素，表现精湛。水师每次打海靶，多能命中。或者说水雷，也挺不弱的。其发炮号令之旗，均为英文，各本一目了然，因此不容轻视。甲午战后，英国记者采访了三年前辞去北洋海军总教学的琅威理。谈到北洋海军，琅威理仍然认为他们的战斗非常好，射击非常准确，营地规则非常严格，士兵可以勤奋；大多数军官出国留学，不亚于西方海军将军；诽谤北洋海军放松的谣言是阴影。琅威理说，北洋海军治军极其严格，可能有吹嘘的嫌疑，但凭借多年对北洋海军的了解，他坚信北洋海军不可能一下子堕落到腐朽的地步。
第二，从甲午海战北洋海军的实际表现来看，也有力地驳斥了“北洋海军腐朽”的说法。丁汝昌还率领北洋舰队在黄海战前4小时在鸭绿江口练习。虽然清军装备落后，但在黄海海战中士气高昂。在经历过实战的外国人眼里，他们称赞北洋海军。德人汉纳根说：“遂命开战，诸华舰颇能如余，直到药弹耗尽。可见北洋水兵相当勇敢。当时在“镇远”号的美国人马吉芬也描述道：“及视其次诸官，各司其职，不露胆怯，十分可靠。水手也很有效。众所周知，“致远”号管带邓世昌在弹尽“援”绝时率舰撞上“吉野”，全舰252名官兵英勇牺牲；“经远”号管带林永生不怕危险，操轮撞上日舰。不幸的是，鱼雷沉没了。除16人获救外，全舰270人全部死亡；超过一半的北洋海军舰长军官死亡。如果整个北洋舰队腐败不堪，怎么会有那么多铁骨铮铮的官兵战斗？
第三，战后总结战败原因时，提出了上述论据，涉嫌为清政府和李鸿章开脱。黄海战争结束后，清廷将丰岛与黄海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北洋海军的废弃，但上诏并没有细化“废弃”。显然，清政府掩盖了北洋海军训练不精的上诏。姚锡光与李鸿章有着深厚的私人关系。1897年《东方战略》出版时，虽然李鸿章已被解除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，但他仍然是文华殿大学士，仍然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。因此，当姚描述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时，他专注于北洋舰队的军纪松懈和训练松懈，对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李鸿章和清政府保密。而张哲荣对甲午战败原因的分析，也不得不顾忌自己的处境。作为一名下级军官，他既不敢冒犯朝廷，也不敢冒犯李鸿章，所以他不得不从北洋海军自己那里避重就轻。他对甲午战败根源的分析与高承锡、曹嘉祥等其他士兵对武器落后的分析大不相同。据戚其章在《甲午战争史》中的统计，甲午战争结束后，战士们回顾了海战失败的原因。他们基本上从武器装备上寻找客观原因，很少像张哲荣那样将战败归因于北洋海军的纪律败坏。张哲荣的说法只代表了他的个人观点，但没想到会被后人广泛引用，成为支持“北洋海军腐朽”的“铁证”。
事实上，北洋海军一般都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现代海军，其官兵素质在清军中还是领先的。
首先，北洋海军的高级军官大多在欧洲和美国学习，学习现代西方海军技术，军事素质较高。从1874年到1886年，清政府从福州船政学校和天津水师学校挑选了80多名优等生到欧美留学。回国后，这些学生大多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。刘步蟾总兵在英国留学时“成绩冠王”，另一位总兵林泰曾是英国留学生，“资深学优”。还有林永升、林颖启等将领才学优长。尽管邓世昌等一些将领没有出国留学，但他们努力自学，“治事精勤”，也得到了提拔和重用。
第二，北洋海军的普通士兵也经过严格的西方训练，具有一定的军事文化素质。由于海军是一种新的技术兵种，如旗兵、轮机兵、鱼雷兵等，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农民不能充当。士兵们通常用英语练习，训练科目也有一套相对严格的程序。当朗威理任教授时，他对士兵非常严格，“他仍然命令在厕所里打旗”。
“腐朽”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
中日战争结束后，“北洋海军腐朽理论”迅速发布并不断加强。随着历史的积累，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反复引用，越来越被认为是真实和可信的。这一观点广泛传播，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中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正确理解，对清末海军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。
第一，“北洋海军腐朽说”的流行掩盖了对甲午战败其他原因的理解。甲午海战的失败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。清政府昏庸腐败、海洋海权观念落后、战略指导错误、指挥制度陈腐、战役指挥错误、陆海军协同作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，构成了甲午战败的多层次原因。甲午战后，清廷指责北洋海军腐败，完全没有弥补。因此，1900年，八国联军再次轻松将军队从海上运到大沽和塘沽，从容进入天津。
第二，“北洋海军腐朽”的流行使清政府无法正视自己的错误，对海军建设做出了错误的选择，影响了清末海军的发展。中日战争结束后，清政府错误地认为北洋海军花了很多钱，但腐败，脆弱，所以海军的发展没有多大意义，所以窒息，1895年撤销海军衙门，然后停止海军学校，让俄罗斯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等国家占领旅顺、胶州湾、威海、广州湾等重要海军港口。1901年《辛丑条约》签署时，清廷议和大臣甚至建议“海天”、为了向列强展示中国没有海防的决心，“海容”等五舰撤销后，叶祖贵争相放弃。由于清廷一直担心北洋海军的失败，将失败归咎于海军腐败，所以新军基本上是新军，海军萎缩，清末海军发展，数千英里的海防是徒劳的，所以日本和俄罗斯肆无忌惮，公开在中国领土上战斗。这些教训极其痛苦。
第三，“北洋海军腐朽理论”的流行影响了对北洋海军的正确理解。有些人只看到北洋海军的腐败，而忽视了大多数北洋海军官兵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。我们不应该盲目地看到北洋官兵的群体形象，并对他们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